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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的社会信用制度应当包括良好的信用文化与商业道德规范、比较健全的法律法规、有效的信用监管以及完善的信用中介服务。从信用主体来划分,信用主要包括个人信用、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。企业信用服务是指为企业提供的资信调查、资信评级以及信用管理服务。企业信用服务的直接作用是为商业授信、金融授信、投资者授信及企业信用管理提供参考。资信评级主要为金融授信、投资者授信提供服务,是社会信用制度中一种重要的信用中介服务方式,同时也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,在建立社会信用制度中应充分考虑资信评级的发展、作用的发挥和相关配套政策。
二、功能说明
健全的社会信用制度应当包括良好的信用文化与商业道德规范、比较健全的法律法规、有效的信用监管以及完善的信用中介服务。从信用主体来划分,信用主要包括个人信用、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。企业信用服务是指为企业提供的资信调查、资信评级以及信用管理服务。企业信用服务的直接作用是为商业授信、金融授信、投资者授信及企业信用管理提供参考。资信评级主要为金融授信、投资者授信提供服务,是社会信用制度中一种重要的信用中介服务方式,同时也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,在建立社会信用制度中应充分考虑资信评级的发展、作用的发挥和相关配套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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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的社会信用制度应当包括良好的信用文化与商业道德规范、比较健全的法律法规、有效的信用监管以及完善的信用中介服务。从信用主体来划分,信用主要包括个人信用、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。企业信用服务是指为企业提供的资信调查、资信评级以及信用管理服务。企业信用服务的直接作用是为商业授信、金融授信、投资者授信及企业信用管理提供参考。资信评级主要为金融授信、投资者授信提供服务,是社会信用制度中一种重要的信用中介服务方式,同时也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,在建立社会信用制度中应充分考虑资信评级的发展、作用的发挥和相关配套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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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费已成为不可承受之重?外贸小企业主2月愁复产 3月愁物流

2020-04-01 08:32:31

  1月17号,刘海洋(化名)发了条朋友圈:出完这批货就放假了,希望明年会更好。那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,几天之后,新冠肺炎疫情爆发,迅速波及全国。刘海洋是深圳一家光纤通信设备的小企业主,2011年成立了公司,主要做光纤通讯产品的研发设计,产品生产外包给深圳本地的工厂,再出口到美国,去年一年的出口额大概为200万美元。

  一场让人措手不及的疫情,让他的公司1-2月毛利下降到了只有去年同期的15%左右。“明年会更好”的期待,至少在一季度已经落空。

运费已成为不可承受之重?外贸小企业主2月愁复产  3月愁物流

  2月中旬的时候,因为积压了不少订单,企业又迟迟未能复工,刘海洋表示“急疯了”。好在国内疫情逐渐好转,进入3月,合作工厂恢复了30%-40%的生产能力,目前全部复工复产。“我们手上现在做的订单主要是3月中上旬下的,产能还是有些紧张,工人不够,每年都这样,年后会有一批工人流失。”

  3月30日,刘海洋表示。但总体情况在好转,生产在逐渐赶上,新的订单也在恢复,刘海洋预计,一季度整体算下来,毛利能恢复到去年同期的40%。然而,作为一家出口导向的企业,疫情在海外的蔓延,又在给他增加新的不确定性。

  无法负担的运费刘海洋的客户主要来自美国东岸。美国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实时数据显示,全美新冠肺炎确诊感染病例已经超过14万例。上个星期,刘海洋还在朋友圈里说,这段时间给国外客户发货,都会顺便放一些口罩。

  在这个地球村里,要互相帮助,雪中送炭而不是落井下石。但几天后,口罩也难以送出去了,物流成为了他最大的难题。他们的货很多是走空运或者三大国际快递。但现在很多客运和货运航空公司的航班被取消,货物涌向三大国际快递公司。

  其中一家快递公司的邮件信息显示,“随着中国大部分地区逐步复工复产,对中国出口运力的需求也快速增长,我们不得不采取舱位控制的措施。”刘海洋说,“我们跟快递公司都是按年签订长期协议,协议价一般比公开价低很多。大货一般走经济型的,价格低一些,时效也相对慢一些。

  但上周他们突然说大货不接经济型的,只接Priority(优先型),价格高很多,过了几天又说大货Priority也不接了,只接全价的。”按照平时的情况,空运运费一般占到他们货值的20%到30%,涨回全价后,运费成为了不可承受之重。

  目前,已经生产好的货物积压在刘海洋的合作工厂里,好在仓储成本暂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但如果迟迟不运出去,刘海洋担心的,是客户的付款问题。“物流费用是由客户到付的,我们现在还在跟客户协调,客户也没有什么好方法,只能先等一等。”刘海洋说。他向海运的货代打听情况,得知海运暂时所受影响并不太大,但一般情况下,海运到美国需要大约40天的时间,海运货物一般是客户用作库存的,空运的则是急单,3到7天就到了。

  关于供应链的思考对于做国际生意的刘海洋而言,这并非他近两年来唯一遇到的问题。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影响,刘海洋出口的光纤通讯产品,被列入了首批“美国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征收25%的关税”清单。

  刘海洋的美国客户曾向他们提出,希望把生产线转移到越南,以避免贸易战的影响。但在刘海洋看来,这基本不太可行。他对中国的几大优势有信心:一是产业配套完善,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之内,所有的生产配件都可以找齐;二是产品质量好,并且价格不算高,有性价比优势;三是物流快,去美国的货一般走空运或者快递,很快就能运抵美国。“越南没有产业链。原材料供应就跟不上。听说有同行在越南开厂的,原材料管理人员都要从中国过去。”刘海洋说。

  一场突发的疫情,有些改变了刘海洋的看法。3月初的时候,他向小编表示,短期看来,疫情的影响可控,但长期就怕客户对中国的供应链的可靠性产生怀疑,另辟蹊径。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担心,并且,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,这种担心也不再只是面向某一个特定的经济体。

  中国(深圳)综合开发研究院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向小编表示,疫情暴露出看似强大的全球供应链脆弱的一面,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会更加纳入产能布局考量,包括发达国家会考虑布局本土产能以对冲风险,在不确定性下,分散布局、保持一定的弹性是最优决策。曾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的劳里·加勒特(Laurie Garrett)有着类似的观点,她认为,全球化使得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,并及时地将产品投入市场,从而降低了仓储成本。

  库存若搁置超过几天,便会被认为是市场失灵。新冠病毒证明,病原体不仅会感染人类,而且能够破坏整个实时生产系统。在这种影响下,全球资本主义可能会进入一个戏剧性的新阶段:为了免于未来遭受破坏,供应链会更加靠近国内且充斥着剩余。这可能会降低企业的短期利润,但也会使得整个系统更具弹性。刘海洋向小编表示,“我个人觉得这是必然的。”这是否会在未来影响他的出口生意?刘海洋仍然有他乐观的一面,“这个过程应该不是一蹴而就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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