疫情下的快递 “两高一低”谁受得了？

　　2022年春节后，我国天津、河南、广西、江苏、内蒙、四川等多个地方出现本土聚集性疫情，之后疫情在吉林、上海、北京等多个区域猛然爆发，疫情持续之长、来势之猛，让我们都措手不及，特别是每天奔波在路上的快递物流人，贯穿于全国，行走是必然要求，而疫情防控却要求静然等待。

　　物流保障与疫情防控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下，快递物流人战胜疫情是必然，但也被疫情引发了“两高一低”，即中转成本高、运费高、收入低。

总部：中转成本太高了

　　疫情下，快递企业总部需要承担更多的成本：

　　首先，整体规模效益的降低导致成本上涨。疫情下，一方面由于部分小的电商担负不起运营成本而被迫关闭；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者购买力的下降导致快递件量下降，从而导致快递总部整体规模效益锐减，单票操作和运输成本会有一定增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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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其次，疫情防控形势严峻，运输车辆从始发地到目的地，需要申请通行证、48小时核酸检测、健康码行程码查询、贴封条、带星停运、变黄码隔离……需要一系列管理措施，造成运力资源的大量缩水，从而导致总部企业在运输人员管控、调配等方面耗费更多精力成本。

　　最后，油价的上涨、高速费用的上涨、疫情期间的堵车、运输路程的加长等等，都导致总体中转运费的上涨。

网点老板：运费太高了

　　一位河南快递网点老板说：现在因为疫情原因，自己担负的成本太高了——

　　运费方面：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网点运送到中转站，需要50公里的路程，现在由于疫情原因，我们必须要绕路，还需要上高速，我们运输到中转站就需要花费平时三倍的路程，本来50公里的路程，硬生生的变成300公里。而且油价上涨，还增加了高速费，这让我们总体运输成本高了很多，同时耗时长，时效差。

　　中转站的关停：疫情一天一形势，中转站今天正常，明天就可能停掉了，我们本来要运到1号中转站（我们用1号、2号来代替具体中转站名称），结果突然关闭了，只能再转运到2号中转站，中转站的变换也造成了我们成本的上涨。

　　另一位快递网点主要是针对疫区无法派发快递而担负隐性成本：一位客户下单购买了苹果，物流已送达到快递网点，但突然派送区域封控，无法派送。为避免长时间无法派送导致苹果坏掉，最终快递网点老板与客户协商，自己购买了苹果。虽然事件小，但也足够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思考，网点在疫情下到底需要承担多少诸如此类的隐性成本呢？

　　此外，疫情期间，网点还需要购进防疫物资给业务员，对于高危的快递人员来说，N95口罩、酒精等好的防控效果的物资是必不可少的。

　　诸如此类案例可以看出，疫情下，快递网点运费高、隐性成本高，还需增加防疫成本、停发停派日常损失等等，都增加了网点的成本负担。

快递小哥：收入太低了

　　疫情下，快递小哥忙碌的身影让我们享受到了在家消费的便利感，我们应该对他们多一份尊敬与感恩，但总有很多人以为是理所应当的。很多人都觉得，快递员虽然累，但收入是很不错的，但这仅仅只是极少数的收入占比。

　　《2020年全国快递员基层从业现状及从业满意度调查报告》显示，超五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，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仅占1.3%。超四成快递员每日派件量在100件以下，八成快递员每日派件量不超过200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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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现在更是由于疫情原因，提倡无接触配送，更多的快递送到了驿站或快递柜，这样也意味着每单快递派送费用在降低。很多快递派送员没有底薪和额外的奖励，现在由于疫情，快递件量下降，这更是直接影响到了快递员的收入。快递员每天通过层层防护、进行各种核酸、码检等，将快递送出，承受着疫情感染的风险，最终得到的收入是下降的。

　　对于这些物流人的“两高”、“一低”，我们认为——

　　第一，在疫情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，快递企业要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性，维持快递行业的健康发展。

　　第二，目前国家已出台1000亿元再贷款支持交通运输、物流仓储业；总部企业出台相关帮扶、减免政策帮助网点渡难关；各疫区也在积极出台相关减免、优惠政策。双壹认为，总部企业可帮助网点来享受到疫区的优惠、减免政策，同时适当调整考核标准，与网点共克艰难。

　　第三，各部门、各层级对快递员的保障要尽快落实。今年以来，多地陆续出台《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实施意见》，明确快递员群体薪资待遇更趋合理、社保权益得以维护、从业环境更加优化等一系列举措。但对于快递员权益的保障，也需要各层级、各部门积极行动起来，及早落实。

　　第四，对于消费者，在快递服务中可能出现延误、不接触式派送、部分区域停止收派等异常状况，要给予快递员更多的包容、理解与支持。

　　疫情下，只要国家、总部与网点三方携手互助，必然可以战胜疫情，改变“两高”与“一低”，迎来快递行业的健康、高质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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